“木本农业的比较优势”笔谈
杨庭硕;龙春林;崔明昆;王普昶;张振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指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是党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因受到历史积淀的影响，学界长期以来多关注草本农业方面的研究，对客观存在的木本农业却少有人提及，而木本农业对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大的价值。与学界同仁多次会商之后，大家都深有同感。为此，我们特组织了此次“木本农业的比较优势”笔谈，意在澄清从事木本农业经营相较从事草本农业经营而言，客观存在着众多比较优势。杨庭硕教授从木本农业经营的对象树墩入手，阐明了木本农业生产过程中强大的再生功能，相比于草本农业经营，木本农业最为显著的比较优势是“变废为宝”。龙春林教授从自己在云南省和西南其他地区长期开展的人文植物学调查与研究出发，论述了混农林系统中，生态优势彰显木本农业之巨大价值。崔明昆教授认为木本农业代表着一种向森林生态系统转型的农业模式，是最接近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类型，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和较高的经济效益。王普昶教授提出木本作物具有种植周期慢、生长期长的生物学特性，以传统嫁接为代表的营养繁殖技术，在应对市场剧变中具有独特价值。张振兴博士提出葛乃木本农业最佳配种作物、最佳的土壤改良先锋作物、最佳辅粮作物，弘扬和推广葛类作物的栽培和高效利用，可望推动一系列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成功范例。我们期望通过上述讨论，深入发掘木本农业的比较优势，为我国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保障粮食安全与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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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书写与表达——以滇西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为例
杨明洪;和福乾;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的显性标识，是联结各民族情感、推动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论文以滇西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为个案，通过历史梳理和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化历程，剖析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构建族群记忆、深化文化认同、升华民族情感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的发展始终呈现向中华文化靠拢内聚的演进逻辑，生动诠释了多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内核，不仅有助于丰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实证研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联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和研究路径。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文地理学视角
张炯;人文地理学可以为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补充。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历史上，民族分布格局及人口迁徙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人民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行动在文化上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地理空间的统一性、历史文化的延续性、自然环境的共同适应性，以及政治整合的包容性一同构成“五个认同”的人文地理基础。地域文化、空间分布和人地关系等人文地理要素显著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地域文化虽具差异却蕴含共性，依靠交流融合强化文化认同；以“大杂居、小聚居”为特征的空间分布为民族互动提供基础，现代城市化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民族交往；人地关系凭借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协作，塑造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形态，推动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在全球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机遇和挑战面前，需要整合地域文化资源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空间载体，优化民族空间布局带动跨区域互动融合，协调人地系统打造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体，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凝聚力与持续性。
互助养老与乡村治理的相互嵌入及优化路径研究——基于重庆北碚N村的经验调查
曾易;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的背景下，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路径，但是不同于机构养老，互助养老的有序运转与其所处的社会空间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基于重庆北碚N村的深度田野调查，在嵌入性理论视角下，探讨互助养老与乡村治理相互嵌入的实践历程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表明：在实践层面，农村互助养老与乡村治理相互嵌入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其成功得益于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从运行机制上看，农村互助养老与乡村治理相互嵌入要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用好外源支持，并强化二者之间的协同创新，塑造良好的互嵌环境，助推互助养老与乡村治理互嵌过程中的制度、文化、认知、结构嵌入。
颁历授时：时间仪式、传统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李辉;颁历授时制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建构中具有深刻的治理意涵与文化整合功能。在权力运作层面，国家通过垄断时间制定权确立起时空秩序的宰制地位。在文化认同层面，颁历仪式构成符号化政治演示，通过仪式空间的庄严性与程序重复性不断强化“天命—皇权”的合法性叙事。这种时空治理模式实质上构建了双重规训机制：从技术层面上通过标准化时间体系实现社会运作的同步化，确保较高的行政效率；从象征层面上借助仪式培育共时性感受，使个体时间经验升华为集体政治记忆。颁历技术的不断改进最终促成时间权威从精英阶层渗透到民间社会。这种“技术—权力”的互构关系，最终使时间秩序成为超越地域与族群的认同纽带，为中国新型民族国家的时空共同体建构奠定历史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