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及其呈现
张继焦;周子翔;论文聚焦物质性、制度性与习俗性文化遗产，从文化赋能论出发阐述数字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方式的突破，以及对文化内容呈现效果的增强。数字技术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护及其呈现，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同时，也为全球受众提供了沉浸式与互动性体验。进一步地，短视频、直播、小程序与电子游戏等数字媒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更丰富的呈现形式，激发了公众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与参与热情，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文化活态再创造。总体而言，数字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更为立体、多样、深入的保存及呈现方式，有助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及其“厚实力”的巩固，并为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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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发机理、价值建构与实践指向——基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视角
范春婷;精神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视角，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机理与实践要求，是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和行动成效的应有之义。基于“物质生产方式”创新发展、“以往的活动”承继发展及“国家的需要”现实发展的生发机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从现实的个人、真正的共同体和精神生产力出发明确其三大价值层面，并在具体实践中，发挥精神生产主体能动性、提升精神生产产品丰富性、凸显精神生产方式现代性，以夯实其根本力量、内容形态和濡染能力。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政府与社会协作驱动模式探赜
韦正富;张进;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具有与时代相呼应的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工具”中，政府驱动、社会驱动是两种传统的“政府—社会”二元模式，而政府与社会协作驱动模式(或称政府民间结合模式)则是一种折中后的理想选择。结合民族地区实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等优势，无疑奠定了政府与社会协作驱动模式发挥作用的组织、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现实基础，从而增强了其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对政府与社会协作驱动模式的优化，可以从明确政府与社会的互动边界、统筹政府与社会的互动程度、完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三条路径来实现。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域下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综合式支持体系研究
康红梅;肖雪梅;破解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增收能力薄弱困境，构建其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支持体系，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文运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以贵州省Q市X社区为例，在新内生发展理论视域下，深入剖析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综合式支持体系。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源支持系统能否产生持久动力效应，有赖于其自身发展动力激发与素质提升、家庭内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两个关键环节组合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外源支持系统中的政府政策扶持、社会资源投入和市场环境优化则为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论文指出，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内外源支持系统具有双向互动性和反馈性，外源支持系统对内源支持系统的激活与强化、内源支持系统对外源支持系统的反馈与响应共同促进综合式支持体系的形成。论文认为，完善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综合式支持体系，对提高其生活质量、增强其发展韧性、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为师为学为人的费孝通——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
徐平;费孝通先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对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和拓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总设计师”。费孝通先生怀抱“志在富民”理想，倡导文化自觉，为当代社会学学者塑造了志在富民的“中国理想”和美美与共的“中国气派”。2025年清明期间，“费门”弟子与费老女婿张荣华一同前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公园费孝通墓前祭拜，深切缅怀、追思费老；又赴费老曾26次访问过的学术圣地“江村”(即开弦弓村),参加方李莉教授《〈乡土中国〉再认识》新书座谈会，这一新作是对费老生平及其学术思想的深情再现。论文根据作者与方李莉教授在江村的访谈记录，深情回忆了作者跟随费孝通先生学习的过程，通过个人的成长经历，从结缘、为学、为师、传承、为人五个方面，系统总结费孝通先生的为师、为学和为人，以此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5周年、逝世2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