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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民俗，这一本体论追问一直伴随着世界民俗学发展的始终，各国民俗学者虽多有讨论，但至今仍无定论。以拉图尔等人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作为一种以关系研究为导向、具有实践本体论意义的范式，为探讨民俗本质及其生成机制带来新的启示和可能。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民俗研究，可助促学界对民俗现象作出本体论意义上的新解释，进而提出一种新的民俗本体论，即民俗不应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对传统或已有习俗的世代继承，而应是人类与非人类力量相互作用、经由转译重组而成的行动者网络，是由人类、自然、社会与文化等多方面异质性要素动态组合、共同生成的一种行动性的、关系型的“混合体”。
Abstract：The meanings of folklore or the ontological inquiries into the essence of folklore have been the core issue of folklore studies for over a century in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to date with no consensus yet reached. The Actor-Network Theory(ANT) proposed by the Paris School, represented by Bruno Latour, as a theory paradigm of practical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riented towards relational research, offers new insight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ature of folklore and its generative mechanisms. Applying ANT to folklore studies can help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propose a new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folk phenomena, suggesting a new “ontology of folklore”. Put in another way, folklore should no longer be simply understood as the 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s or existing customs, but rather as an actor network result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on-human forces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reassembly. It is an active, relational “hybrid” composed dynamically of heterogeneous elements such as humans,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4页。
(2)Maria Leach ed．，“Folklore”, Funk&Wagn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 Mythology and Legends,New York：Funk&Wagnalls Co.,1949．
(3)丹·本-阿默思，张举文译：《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
(4)Americo Paredes,Richard Bauman, 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2；彭牧：《实践、文化政治学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
(5)Dan Ben-Amos，“The Context of Folklore:Implications and Prospects”,in William R. Bascom ed., Frontiers of Folklore,New York:Westview Press,1977,pp. 36-53．
(6)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7)Dennis Tedfock，“Ethnopoetics”,in Richard Bauman ed.,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A Communications-centered Handboo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 81-85．
(8)罗伯特·乔治斯等人提出民俗是一种建立在已有先例和模式基础上的行为现象，通常在面对面交流中习得、传授、使用或展示；民俗在人脑中产生，但它的存续则通过人类的行为来达成，行为是民俗生成、传播与传承的基本途径。参见Robert A. Georges and Michael Owen Jones,Folkloristics:An Introduction,Bloomington/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迈克尔·欧文·琼斯、朝戈金、巴莫曲布嫫：《民俗研究的行为视角——迈克尔·欧文·琼斯教授访谈录》，《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2期。
(1)劳里·航柯，户晓辉译：《民俗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和研究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2)丹·本-阿默思，张举文译：《在承启关系中探求民俗的定义》，《民俗研究》1998年第4期。
(3)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4)西蒙·布朗纳，蔡磊译，张举文校：《迈向实践的民俗定义》，《民俗研究》2021年第1期。
(1)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张士闪：《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主体意识的现代转变》，《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李生柱：《功·事·礼：冀南的乡村打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
(2)吕微：《两种自由意志的实践民俗学——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与概念间逻辑》，《民俗研究》2018年第6期；户晓辉：《实践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理念》，《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
(3)如王杰文指出，民俗学的实践转向“首先就是面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从对于民俗事象的‘物’的关注转向了对民众生活‘行为’‘过程’‘事件’的关注，从解释说明民俗事象的起源、发展、传播，转向了研究其形式、意义与功能”。参见王杰文：《“实践”与“实践民俗学”》，《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另参见萧放、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李向振：《当代民俗学学科危机的本质是什么？——兼谈实践民俗学的知识生产问题》，《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
(1)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 64-71．
(2)刘鹏主编：《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页。
(3)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7页。
(4)沃尔夫冈·卡舒巴，彭牧译：《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1)钟敬文：《新的驿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71—393页；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53页；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75页。
(2)王加华：《个人生活史：一种民俗学研究路径的讨论与分析》，《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
(3)刘晓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
(4)拉图尔称之为“对称性人类学”，参见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
(5)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 71.
(1)Michel Callon，“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in J.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Kegan&Paul,1986,pp. 196-223．
(2)Bruno Latour，“Pasteur on Lactic Acid Yeast:A Partial Semiotic Analysis”, Configurations,vol. 1,no. 1,1993．
(3)Xi Ju，“A Turn Toward Practice in Chinese Folkloristics:A Reflection on the Concept Through Fieldwork”, Western Folklore,vol. 81,no. 2/3,2022.
(1)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2)万建中：《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主体》，《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3)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1)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 46．
(2)B．拉图尔，张敦敏译：《答复D．布鲁尔的〈反拉图尔论〉》，《世界哲学》2008年第4期。
(3)朱晓阳：《中国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及本体政治指向》，《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
(4)沈辰、商阳子：《试论“物”的能动性及其在博物馆藏品研究中的应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5期；David A. Palmer,Martin M. H. Tse,Chip Colwell，“Guanyin’s Limbo:Icons as Demi-Persons and Dividuating Objec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 121,no. 4,2019.
(1)Michel Callon，“Techno-economic Networks and Irreversibilit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38 ,no. S1,1990．
(2)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195—196页。
(1)(2)皮耶尔保罗·多纳蒂：《关系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刘军、朱晓文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9,1,15,21页。
(3)尼克·克罗斯利：《走向关系社会学》，刘军、孙晓娥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6页。
(4)边燕杰、杨洋：《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人文杂志》2019年第9期；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5)Martin Holbraad，“The Shapes of Relations:Anthropology as Conceptual Morpholog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 50,no. 6,2020;Tatjana Thelen,Larissa Vetters,Keebet von Benda-Beckmann eds., Stategraphy:Toward a Relational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New York:Berghahn,2017;Jermo van Nes,Patrick Nullens,Steven C. van den Heuvel eds., Relational Anthropology for Contemporary Economics: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Cham:Springer,2022．
(6)彭兆荣：《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7)何明：《民族研究认识论转向与民族学知识体系重构》，《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1)王铭铭：《民族志与四对关系》，《大音》2011年第1期。
(2)Matthew Desmond，“Relational Ethnography”, Theory and Society,vol. 43,no. 5,2014．
(3)陈正府：《关系民族志的理论范式与书写策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陈正府：《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关系民族志的新思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4)刘晓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研究》2019年第3期。
(1)王霄冰：《民俗关系：定义民俗与民俗学的新路径》，《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
(2)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在民俗实践中，核心行动者常由地方文化精英担任，他们是当地民俗的传承者、言说者、描述者，有时甚至也是书写者或研究者，拥有对地方民俗文化的话语权。因此，指认并追踪核心行动者成为民俗学田野调查的首要任务之一。
(1)Michel Callon，“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in J.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Kagan&Paul,1986,pp. 196-223；另参见刘磊：《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技术扩散的行动者网络研究：以T县超级稻为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第27—28页。
(2)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 39.
(1)盛晓明：《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刘鹏主编：《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4页。
(2)拉图尔提出代言人或代理者的概念用来说明非人行动者是如何表达自己意愿的，他认为人和物都需要有人替他们说话，所以二者在原则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从代言人的视角看，他代表人和代表物发声没有什么两样。参见郭明哲：《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哲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3)“行好的”，指当地烧香拜佛的信众。
(4)李生柱：《功·事·礼：冀南的乡村打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57—258页。
(5)Michel Callon，“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s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The Sociologic of Translation”,in Karin D. Knorr ed., The Social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Dordrecht:Reidel Publishing,1980,pp. 197-219.
(1)拉图尔以铅笔举例进一步解释说，传统的网络理论就是铅笔绘制出的那张网，是表达的对象；而行动者网络理论是那支铅笔，是表达的工具，是关于如何研究或如何不研究，以及如何让行动者表达他们自己的一种理论，并不涉及它所要描述对象的形状。参见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等：《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 83.
(1)Bruno 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in Karin Knorr-Cetina and Michael Mulkay eds., 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1983,pp. 141-170．
(2)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郑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98页。
(3)刘鹏主编：《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论、方法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页。
(1)张士闪：《乡民艺术民族志书写中主体意识的现代转变》，《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
(2)伊莎白、麦港：《分歧与协议：分析社会规范变迁的一种研究路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1）》，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1)麦永雄：《德勒兹：生成论的魅力》，《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2)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London:Verso Books,1994,p. 112，转引自雷克斯·巴特勒：《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什么是哲学？〉》，郑旭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页。
(1)刘晓春的文章是为数不多的从民俗学视角关注拉图尔哲学的文章。参见刘晓春：《接续“自然之链”——在人类纪追问民俗学的“现代”》，《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2)刘鹏：《译者导言》，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第xxxii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K890
引用信息:
[1]李生柱,龙宇晓.作为一种行动者网络的民俗实践——来自拉图尔及其巴黎学派的理论启示[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No.210(02):77-97.
基金信息:
2020年度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节日化语境下当代贵州民族节庆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研究”（20GZYB2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