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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静态遗存到价值赓续:乡村文物的“三元”活化路径研究
童小珈;乡村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乡村振兴中普遍遭遇功能弱化和单一静态保存的困境,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传统观念中将它们视为静态遗存,忽略了其价值应该被持续赓续和激活。论文立足“大文化遗产观”,重新审视了新时代新征程乡村文物的重要意义,认为乡村文物绝非仅是静态遗存,还承载着特定时代的群体实践与审美理念,具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现实价值。进而,构建了乡村文物活化利用的理想路径——“保护—利用—认同”的三元整合框架。一是在保护上,通过技术赋能打造“研究—应用型”乡村文物智慧博物馆,推进数字化保护;二是在利用上,通过产业融合将文物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三是在认同上,通过文化重构激活文物的现代价值,增强文化认同。论文旨在为盘活乡村文物资源提供学理支撑,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经验借鉴。
“文化在行动”:一个滇南民族村寨绿色社会工作的实践模式研究
王晓艳;徐悦馨;申顶芳;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社会工作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中文化被视作核心干预维度,但目前学界对系统性的文化行动模式缺乏深入探讨。社会工作者通过在一个布朗族自然村的环境治理实践,构建了一种文化驱动型整合干预框架,其以文化敏感性为价值基石,通过赋权村民、重构社会场域来激活传统生态文化,并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从而系统性地推动了社区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这一案例不仅证实文化在环境治理中具备成为核心驱动力的潜质,更在实践层面回应了绿色社会工作“如何实现整体性干预”的理论命题,同时启示中国的绿色社会工作应扎根于本土社会语境,通过文化赋权的实践路径实现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创新性融合发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径与实践自觉——基于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的分析视角
陶俊怡;中华饮食文化记忆生动展演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饮食文明的传承赓续、绵延不息,蕴含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记忆机理。中华饮食文化记忆通过“助推共同体成员积极认知—促进共同体成员的情感交融—夯铸共同体成员的自觉意志”的运行逻辑作用于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脉络之中。新时代新征程,中华饮食文化记忆再生产必须坚持正确发展方向,从丰富饮食文化的生活类与行为类符号载体、创新饮食文化符号叙事框架着手,持续发挥其文化黏合剂效能,更好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
饮食、地方感与身份认同:以信阳热干面为例
孙传明;高樑炜;饮食实践是理解地方感生成与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文化路径。以武汉热干面在河南信阳的流变为案例,考察热干面的跨地域流动如何重塑地方感。研究发现,信阳热干面从外来小吃到本土符号的演变,经历了从满足温饱的“好吃”之物到承载记忆的“好想”之符的转变,并通过民间“正宗”的话语建构与“慢早餐”的生活实践,逐步升华为凝聚地方情感、区分我群与他群的身份标识。研究表明,在现代化进程背景下,饮食在地化不仅是味觉的地方化转化,更是一种动态的文化生产过程,通过能动的实践,持续生成地方感、建构和重塑身份认同。
汉语语法体系的重构——从“名动包含”到“对言格式”
沈家煊;现行的汉语语法体系受印欧语语法的深刻影响，带来不少消极的后果。汉语语法体系的重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已经具备条件，但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以问题为导向，破除成见，确立汉语“名动包含”格局，这为进一步确立“对言格式”在汉语中的主干地位开创了学理条件，“对言格式”超越而又容纳印欧语式的主谓结构。重构中的汉语语法体系可称为“大语法”。“大语法”不仅切合汉语实际，跟中国哲学的精神相吻合，而且具有普遍意义，使我们得以反过来用汉语的眼光来观察印欧语。
论白剧生产组织的形成、演进与空间构成
吴电雷;阳忠艳;唐素华;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大理白族自治州白剧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白剧”的保护单位,在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剧种生产经验。白剧团是在国家文化政策、艺术传统和群体实践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组织形态的演化可归纳为文艺的体制化、市场化与体制化并行,以及国家级非遗保护三个时期。论文立足于白剧线上线下传播并行的实际,将其生产空间分为传统与虚拟两类。其中,传统生产空间承载着白剧的历史厚度和地方文化的希望,虚拟生产空间则通过数字技术打破地域限制,扩大白剧的传播范围。并在此基础上融合示现媒介、再现媒介与机器媒介的理论,共同构成一个虚实交融、动态演进的白剧生产新场域——虚实结合的生产空间。论文通过揭示白剧生产组织在多重力量作用下的形成、演进与空间构成,深化对白剧文化生态的理解,以期为民族地区传统戏剧的保护与活态传承提供经验借鉴。
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文地理学视角
张炯;人文地理学可以为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补充。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出多元共生的文化，历史上，民族分布格局及人口迁徙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人民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行动在文化上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地理空间的统一性、历史文化的延续性、自然环境的共同适应性，以及政治整合的包容性一同构成“五个认同”的人文地理基础。地域文化、空间分布和人地关系等人文地理要素显著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巩固。地域文化虽具差异却蕴含共性，依靠交流融合强化文化认同;以“大杂居、小聚居”为特征的空间分布为民族互动提供基础，现代城市化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民族交往;人地关系凭借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协作，塑造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形态，推动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在全球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机遇和挑战面前，需要整合地域文化资源构建铸牢教育的空间载体，优化民族空间布局带动跨区域互动融合，协调人地系统打造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共同体，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凝聚力与持续性。
中国政务服务变迁的三维解析:技术要素、服务模式与价值意蕴的演进逻辑——基于“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历史审视
冯媛媛;吴妍;现有政务服务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展开,缺乏对历史演进内在逻辑的系统把握。论文基于系统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构建“技术要素—服务模式—价值意蕴”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中国政务服务发展的演进逻辑。研究发现,中国政务服务经历了信息化政务服务(1999—2016年)、“互联网+政务服务”(2016—2024年)、“融合+政务服务”(2024年至今)三个发展阶段,呈现技术要素从工具化嵌入向与政务服务内生互构演进、服务模式从部门串联向多事项融合升级、价值意蕴从效率导向向效能提升转变的基本规律。这一变迁过程遵循多维耦合的复杂适应系统演化规律,通过嵌入性适应的制度变迁机制实现持续发展。“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作为“融合+政务服务”阶段的典型代表,实现了技术深度融合、服务系统集成、价值全面跃升的三维协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研究提出的“多维耦合演化模型”和“嵌入性适应机制”丰富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为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和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木本农业的比较优势”笔谈
杨庭硕;龙春林;崔明昆;王普昶;张振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践行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24]46号）指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是党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因受到历史积淀的拖累，学界长期以来多关注草本农业方面的研究，对客观存在的木本农业却少有人提及，而木本农业对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大的价值。与学界同仁多次会商之后，大家都深有同感。为此，我们特组织了此次“木本农业的比较优势”笔谈，意在澄清从事木本农业经营相较从事草本农业经营而言，客观存在着众多比较优势。杨庭硕教授从木本农业经营的对象树墩入手，阐明了木本农业生产过程中强大的再生功能，相比于草本农业经营，木本农业最为显著的比较优势是“变废为宝”。龙春林教授从自己在云南省和西南其他地区长期开展的人文植物学调查与研究出发，论述了混农林系统中，生态优势彰显木本农业之巨大价值。崔明昆教授认为木本农业代表着一种向森林生态系统转型的农业模式，是最接近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类型，具有极高的生态效益和较高的经济效益。王普昶教授提出木本作物具有种植周期慢、生长期长的生物学特性，以传统嫁接为代表的营养繁殖技术，在应对市场剧变中具有独特价值。张振兴博士提出葛乃木本农业最佳配种作物、最佳的土壤改良先锋作物、最佳辅粮作物，弘扬和推广葛类作物的栽培和高效利用，可望推动一系列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成功范例。我们期望通过上述讨论，深入发掘木本农业的比较优势，为我国当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保障粮食安全与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金融资产配置与股票错误定价:管理层盈余管理与投资者情绪幻觉
杜妍;杨芳芳;理解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如何影响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对把握中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机理和潜在风险至关重要。论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分析，以2010—202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加剧了股票错误定价程度，金融资产配置引发的管理层盈余管理和投资者情绪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资产配置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加剧作用仅体现在“替代”效应为主的企业中;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公司治理水平低、分析师关注度低、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低和市场收益较高的企业中，金融资产配置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加剧程度更加显著。该结论可为企业优化资产配置、完善治理结构提供指引，也可为监管部门强化监管、改善外部治理环境，进而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供参考。